一、磁山文化神秘面纱的揭开

    1972年秋末的一天，磁山群众在村东南台地上开挖水渠时，意外发现了一块磨制精美的石板，表面平整，底部带足。接着，又陆续挖出三、四块类似的石板，还挖出了类似棒槌的石棍等。村民们都很疑惑，不知道这些器物是什么，于是村支书带上这些器物去请教包村干部、公社武装部长王小四。王小四是位转业军人，曾在历史博物馆站过岗，见过文物专家对类似的东西品头论足，他初步断定这可能是出土文物，要求大家不准毁坏，并将挖出来的东西如数上交，不得私自拿回家或是毁掉。王小四当时殊不知，正是他这潜意识的举动，揭开了一个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古老遗址文化的神秘面纱，“磁山文化”这个名字开始在全世界传播，受到各国考古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1976年，磁山文化遗址部分区域发掘正式开始，共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文物上万件，其中陶盂及支架、石磨盘、石磨棒等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遗物。遗址出土的半地穴式房基、粮食窖穴遗迹和成组的祭祀器物群，表明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是人类的活动中心之一；遗址出土的各类农业生产用具，表明磁山文化时代人类已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作方式，进入到了锄耕农业阶段，在人类农业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遗址出土的大量黍粟碳化物，把我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了距今近1万年，填补了仰韶文化植粟的空白，也修正了目前世界对植粟年代的认识，肯定了我国黄河流域是世界植粟最早的地区；遗址出土的核桃及家鸡等家畜遗骸，打破了汉代张骞引进西域胡桃的说法，特别是家鸡骨的发现，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记录，修正了当代国际有关专家原认为家鸡最早出现于印度的定论。概括磁山文化的内涵主要是：“黍粟的最早栽培地、核桃的最早养殖地、家鸡的最早饲养地，东亚旱作农业的起源地”。

二、磁山文化蕴含的重要意义

    磁山文化的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一度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苏秉琦和安志敏先生，以及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严文明先生等前辈专家，曾先后多次到磁山遗址考察并指导工作。磁山文化之所以能震撼世界，不仅因其数以千计、品种齐全的陶、石、骨、蚌器及以粮食窖穴为主体的生活遗迹，在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独树一帜，为研究该遗存的文化内涵、发展水平及与各文化间的交流或发展关系提供了依据和线索；更主要的是，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物不仅证明了磁山文化时期磁山的农业、饲养业、手工业、制陶业等领域有了较高的水平，而且编织业、纺织业、艺术品生产、宗教崇拜等方面也都有了原始的体现：

   一是从文化面貌上打破了过去所谓“彩色陶器”和“单色陶器”的熟悉面孔，从年代上突破了过去仰韶文化不超过7000年的界限，填补了旧石器时代与“仰韶文化”之间年代断代的空白，从而拉开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早期文化研究的序幕。

    二是在粮食窖穴内发现有较多的腐烂粮食堆积，并鉴定出其中含有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粟"的痕迹，为研究原始农业的起源及当时的粮食储藏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是发现了较多猪、狗等家畜特别是人工驯养的家鸡遗骸，并发现有大量野生胡桃、榛子、小叶朴等植物标本，改写或纠正了世界家鸡驯养历史及中国胡桃产地的传统认识，也为研究当时的经济类型及其发展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

    四是各类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装饰品的出土及各种装饰技法的发现，为原始“手工业”类别、制作技术、审美情趣、文化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和线索。

    五是发现了一批罕见的以陶、石器成组伴出的“组合物”遗迹，为原始自然崇拜或宗教信仰的研究提供了实证。

    中科院、社科院及众多国内外考古专家学者，对磁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考古研究工作，推出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成果。特别是2006年至2009年，中科院吕厚远博士的课题组，通过对磁山文化遗址５个窖穴46个灰化样品和1个磁山博物馆馆藏灰化样品植硅体的系统分析，以及不同实验室9个碳14年代学测定，将磁山文化的年限上溯到距今10300年，并提出了“磁山文化遗址不仅是世界粟的发祥地、更是黍的起源地”等一系列新论点，在国际考古界引起巨大轰动。

    磁山文化是武安灿烂文化的发端，在绵延8000多年的文明史、两千多年建县史的发展中，武安形成了磁山文化、冶铁文化、商帮文化、戏曲文化、红色文化和地方民俗文化等“六大文化脉系”，这是我们独有的宝贵资源、难得财富，是武安这座城市的“根”与“魂”，是武安参与发展竞争的“名牌”和“无价之宝”。总之，磁山文化不仅是武安先民留给我们的一块“瑰宝”，更是中华民族文明长河中的一朵“奇葩”，我们将把它保护好、弘扬好，使其不断发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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